本書出版於1856年，作者托克維爾時年51歲。書中分析了法國1789年爆發的旨在推翻王權建立共和國的大革命何以產生，目的何在，結果如何，即將帶領法國走向何方。
首先談下對書中多次提到的貴族精神，貴族社會的理解。所謂貴族社會，應該是由少數精英作為世襲統治者對國家實施治理義務，同時享有世襲特權，貴族精神即教養涵養以及使底層人民安全、富足、甚或自由的責任擔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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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國大革命前宗教之所以被人民痛恨，是因為它與世俗權力結合，形成一種壓迫人民、對人民直接執行不公平政策的政治制度， 宗教本身並沒有原罪。通過作者觀察，在現代社會中政教分離之後，宗教的力量會更加強大和持久，並且被人民所依賴。
通過分析，作者認定，法國大革命是披著宗教外衣的社會政治革命，搗毀已經孕育出實質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，建立純粹的人人平等的中央集權制。
革命爆發前夕，法國貴族和王權都宣稱要賦予第三階層平等的權利。無論是縱向歷史比較還是橫向和當時其它國家比較來看，法國的社會民情都十分寬鬆。革命沒有爆發於壓迫最嚴重之處，卻在人民束縛最輕之處爆發。
極度壓迫和貧困使社會穩定，然而繁榮卻使革命到來。
一個社會最有爆發革命的時刻不在於壓迫最為慘烈之時，而在於壓迫漸退、由專制走向變革之時（即使這種變革不是自上而下的主動，而是迫於民眾的壓力）。
原因如下：
法國國王為了和傳統貴族勢力相抗衡，建立了賣官鬻爵制度，即剝奪傳統貴族（領主）的土地居民的管轄權，通過賣官把貴族籠絡到朝廷，賦予免稅等特權，成為弄臣。傳統貴族免去了向國王繳稅的義務，同時也失去了管轄土地上農民的權力，也不再承擔維護公共秩序、處理公務、執行法律、扶弱濟貧的責任。在農民看來，傳統貴族不再承擔公序良俗的維持者，而又享受免稅特權，開始質疑貴族存在的正當性。在沒有賦予農民獨立耕種、獨立繳稅之時，農民只需依靠貴族即可，無需考慮稅負問題，然而在改革後，農民擁有了自己的土地，愈發的覺得制度不公平。
貴族失去了行政管轄權，國王為了填補權力真空，就選派官員（即“總督”）到縣郡實施行政管轄，實質上已經建立了中央集權制。
總督實際上在統治著法國的一切。教區卻保留著中世紀的樸素民主會議，可是它們形成的決議從來不會被執行。即使最專制的政府也會跟某種形式的民主相結合，甚至壓迫人還要做出若無其事的姿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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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保護特權階層（廷臣、官員），政府規定普通法庭不接受人民個體對官員的起訴，並建立了特別法庭以方便對官員進行保護。理由是，“如果放任人民對官吏的起訴，公眾會因此仇恨這些官員，影響到公共事務。”行政權不斷干擾司法權，使人民變得充滿奴性和革命性。
在革命前夕，法國社會呈現出以下景象：不依賴政府而人門自主建立的最微小社團也會另政府恐懼；最小的自由結社，無論它的目標是什麼，都會另政府悶悶不樂，政府只允許那些由政府一手建立並主持的結社存在；它不願讓公民以任何方式插手公民自身事務；它寧肯自己（在公共事務中）做的非常差也不願有旁人競爭。
從政府官員來往信件裡，作者觀察到：“政府不斷許可人們援引例外，拒不執行自己制定的法律政策，它不糟蹋法律，可是它每次都按照特殊事例處理問題，悄無聲息的將法律朝著任意方向彎曲”。最終，舊制度在執法層面上呈現出“條規莊嚴強硬，執行軟弱無力”的特徵。
通過高度中央集權，“中央政權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推動力，成為公共生活的唯一代理人”，“這一思想滲透到所有社會個體的頭腦中”，成為不可撼動的原則。每個人都認為，如果沒有國家插手，什麼重要事務都做不好。種田的農民平日對各種法規反抗最激烈，可是連他們都認為假如農業發展不好，主要過錯應該在政府那裡，因為政府不提供強有力的技術和資金援助。在大多數人看來，只有政府才能維持公共秩序，有時連貴族也向行政官員懇求政策傾斜。基於本段敘述，“對於本世紀初（19世紀）初中央集權制能夠輕易建立，我們一點也無須驚訝”。
國王為了籠絡新興資產階級，允許資產階級買官成為新型貴族，這招致了平民的妒忌，平民要求縮小從平民向貴族進階的通道。我是這麼理解的，這個通道越是寬闊，就越是有更多的免稅特權階層壓迫平民，故平民對此憤恨並妒忌。
不公平的源頭是責任與權力的不匹配。作者認為，在英國，窮人享有免稅權，而貴族承擔稅負並實施統治；而法國則是窮人承擔了絕大部分稅負，而貴族免稅以補償它們失去的統治權。這一切導致革命在法國爆發。
在革命爆發前，富農為了逃避沉重的稅負，紛紛逃離農村進入城市，通過買個一官半職成為資產階級貴族，農村日益破敗。
舊制度的政府對底層農民採用歧視性的司法和行政（不准上訴，直接逮捕），對貴族階級（資產階級貴族和傳統貴族——其實就是行政官員）卻開設獨立法庭，允許辯論，公開審理。
作者提到一種民主專制制度，在此種制度下，國家塑造人，人民沒有階級劃分，形成一個整體組建政府，但人民卻不能對政府進行監督。在法律上，政府作為聽從人民的執行人，但實際上，政府是主人。托克維爾把它喚作社會主義。 “中央集權制和社會主義是同根生出的兩個東西，一個是果實，一個是幼苗”
貴族和王權在斗爭中，都向民眾訴說，體制是造成人民困頓痛苦的根源，這讓人民更加憤怒。國王也曾指出：工業行會是國庫對金錢貪婪的產物。
當公權力對個人權利侵犯時，個人權利是無不足道的。路易十四之後的若干年，政府向民眾傳輸這樣的理念：對私有財產應當心懷蔑視的態度。當修建公共工程時，政府對直線美情有獨鍾，直接穿過大量不動產，而被破壞的財富或是得不到補償，或是補償政策被政府隨意規定，而且往往最終賠償起來時一分也沒有落實。
最終，在革命之後，人們從廢墟中撿出中央集權制，牢固建立起來，並稱這是大革命的最大功勞。
